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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貸大業

劉世錦:中國經濟向何處去
2020-01-06

    今天,我想談的是 “中國經濟正在穩下來、走上去”。其實這說的是同一件事情兩個相互關聯的部分。中國經濟在過去10年總體上呈回落的態勢,并經歷了一些曲折,尤其是2019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回落到了6%。有些人擔憂,GDP增速會不會一直下滑?有沒有底?這反映了一種相當普遍的情緒。相應地,社會上出現了“中國經濟增速要不要保6%”的討論。我本人也不自覺地加入了這一討論。它背后實際上有一個更深刻的問題,即中國經濟為什么會回落。我特別要強調的是,我們應當用長遠的視角、長期的框架來分析中國經濟的長期和短期問題。所謂“長期”是多長?一個月、一個季度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看1年、5年,乃至10年、40年。
    從40年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高速增長、最近10年逐步回落的過程。我們研究了這一過程。大概在10年前,我領導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做了一項關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我們得出的一個結論是,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將會下一個相當大的臺階,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
    10年前,中國經濟還是高速增長,特別是遭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后,中國經濟在國際上率先回升、一枝獨秀。因此,當時很少有人認同“中國經濟增長即將放緩”的結論。但這個過程還是實際發生了,F在,又有一些人懷疑,中國經濟增速放緩有沒有底,可謂非常悲觀。我想提出另外一個觀點:中國經濟沒那么差,中國經濟有底,而且正在進入一個中速增長的穩定期。對下一步中國經濟可以有信心,這種信心來自增長邏輯,來自國際經驗。接下來,我將簡單解釋一下,為什么我們10年前預測中國經濟要回落,而現在則預測中國經濟將進入一個穩定的中速增長期,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段時間的變化。這是一個復雜的理論分析模型,這里我列舉一些要點。
    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的四個原因
    中國經濟的上述變化,用一般的周期理論很難解釋。這種變化是增長階段的轉換,是從10%左右的高速增長轉向5%左右的中速增長。這一增長階段的轉換,我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工業化階段的重要歷史需求峰值相繼出現。所謂“歷史需求峰值”,是指整個工業化、城市化發展長達幾十年或者上百年歷史進程中,重要產品的生產和需求量最大或增速最高的點或區間。

    就中國經濟而言,房地產投資增量的峰值出現在2013年,基礎設施投資增量的峰值出現在2016年,出口峰值出現得早一點,在2011年左右。除此之外,相對應的一些重要的工業產品都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歷史需求峰值出現以后,整個經濟增長速度會進入一個“高位平臺、逐步回落”的區間。
    眾所周知,高投資支持了過去幾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高投資有三大需求來源:基建投資、房地產投資和出口。這三大領域都出現了歷史需求峰值。所以,經濟的整體需求是下行的。
    第二,人口和勞動力結構發生變化。從2012年起,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每年減少200萬人,近年可能達到了四五百萬人。這個現象的背后是人口老齡化加快。在經濟回落的時候,大家都十分關心經濟回落對就業的影響,所以我們經常強調穩增長就是穩就業。但是就中國的現狀來講,勞動力總量和結構的變化恰恰是中國經濟減速的一個原因。所以盡管經濟在減速,中國的就業形勢總體上是穩定的。當然不是說中國的就業沒有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是結構性的。舉例來說,近些年出現的重化工業調整、出口調整,都帶來了再就業壓力;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一度也曾突出,等等。這些都是結構性問題,但就業總量基本上是穩定的,許多地區和行業還存在著招工難的問題。
    第三,可利用技術的減少。中國具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優勢,就是擁有聯合國提出的最全的工業門類,這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做不到的。此外,中國的技術在進步,過去中國技術以“跟跑”為主,現在相當多的行業已經實現了“并跑”和“領跑”。當我們講到這些特點的時候,也意味著人類社會已有的先進技術大多已為中國所用,接下來可以讓中我們拿來利用的技術,已經為數不多了。而技術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
    第四,資源環境可承受能力達到了臨界值。這可以由一些指標來說明,比如能源和其他資源消耗、碳排放水平已經達到或接近峰值,環境容量大幅收縮。所謂環境容量,是指環境本身可以吸收的污染,但是環境的容量是有限度的,很多地區的環境容量已經不堪重負了。感受最直接的就是霧霾,現在日子過好了,吃飽了、穿暖了,但是晚上想出去散步,一看PM2.5達到了200,只能在家待著。所以不少人感嘆:我們的生活水平相當高了,但吸一口新鮮空氣卻更難了。這就是一個直觀的環境約束。
    由于上述四個方面的原因,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速增長勢在必行。
    經濟減速的國際經驗
    中國發生的這些變化,是不是中國特有的呢?并不是,其實韓國、日本等國家和中國臺灣地區,都發生過這樣的變化。它們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人均GDP達到11000國際元的時候,無一例外都由高速轉向中速增長。
    日本經濟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維持9%的增速,到了70年代初期由高速轉入中速,直接降為4%。韓國的變化發生在90年代中后期,由10%降到5%左右。中國臺灣地區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也發生了這樣的變化,從10%左右降到5%-6%。中國臺灣地區增長減速時期的增速相對較高,是因為當時承接了IT產業發展的戰略機遇。
    所以,中國經濟減速有規律可尋,有理論可以解釋,并且有國際經驗可以借鑒。

    中速增長平臺有可能維持十年左右
    中國經濟減速現象的背后更重要的是結構變化,包括需求結構、供給結構、金融結構依次出現轉換。隨著轉換逐步到位,中國經濟實際上在2016年的第三季度第一次觸底,開始進入中速增長平臺。此后,很多人產生了一種期待:經濟下行這么長時間了,應該出現反彈了。所以從2016年三季度到2017年,市場上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所謂“新周期”言論,實際上是希望經濟增速大幅反彈。我們明確提出,所謂觸底就是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不會像以前那樣大幅度下行了,但是也不會出現大的V型或U型的反彈,更不可能重返過去高增長的軌道。

    從2016年下半年到現在,已經有好幾年的時間,中國經濟出現了一些波動,主要是中速增長平臺上的周期性波動。目前,中國經濟中速增長的平臺尚未完全穩定下來,在今后兩三年里可能還有0.5%—1%的回落。但是,我想強調的是,這很可能是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換的最后一跌。
    大家可能很關心這樣一個問題:2020年是一個特殊的時間節點,我們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兩個翻番”的目標。經過最近一次的經濟普查,2020年中國經濟以略低于6%的增長速度,就可以實現兩個翻番的目標。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下一步將會進入一個5%-6%的中速增長平臺。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們的一些預測性研究,這樣一個平臺將會穩定1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穩定增長期,它是有底的,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很小,除非發生重大的意外沖擊。
    在討論中國經濟的時候,我們經常會提到不確定性,但是,我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進入這樣一個中速增長平臺以后,在增長的速度含義上,中國經濟的確定性是在增加的。
    10年前有些人認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還會持續二三十年,現在又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的下行沒有底,這些預測背后都是對中國經濟增長階段轉換邏輯缺少關注和理解。按經濟規律辦事,就是要把道理講清楚,把增長邏輯講清楚。從增長階段邏輯上講,中國經濟會穩下來。
    中國經濟怎么走上去?
    那么,下一個大問題是:中國經濟怎么走上去?當然,這里所說的走上去,不是速度再提上去,而是我們通常說的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要走上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5%-6%這樣的增長速度已經不低了。從全世界大的經濟體來講,這個增速是排在前面的。對經濟增速,人們容易產生一種數字幻覺,主觀上以為現在的增長不如以前了。增長速度是將分子和分母比較,作為分母的經濟基數每年在擴大,其實分子也在增長,只是放慢了,但在數量上每年仍是上升的。2018年我們的經濟新增量相當于一個澳大利亞的經濟總量。2019年,中國現價 GDP增量在10萬億元左右,這個新增量很可能與俄羅斯的經濟總量比較接近。
    所以,即使增長5%,每年新增量在世界上依然是最大的。以后要維持這樣一個中速增長平臺的新增量,將會是非常大的挑戰。中國之所以增速高于其他發達經濟體,主要是因為我們還有結構性動能。過去高速增長的結構性動能是基建、房地產、出口等,進入中速增長期后,這些老的增長動能對存量穩定依然重要,但對增長的作用已經不大了,下一步必須通過深化改革,挖掘與中速增長期配套的新的結構性動能。
    第一個新動能是通過城鄉生產要素雙向流動加快大都市圈發展。中國今后10年,新的經濟動能70%-80%以上來自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提供的能量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大都市圈是“小分散、大集中”,在疏解原有核心城市過重負擔的同時,還可容納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農村人口進城,也包括人口的城際流動?梢灶A見,中國將會出現三五千萬人口的大都市圈,上億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帶。其二,制造業從城市中心轉到都市圈周邊小鎮,可以降低成本,同時分享專業化分工網絡的好處。此外,大都市圈城市網絡擴張也將為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等帶來新機會。
    都市圈的發展面臨一個瓶頸問題是農村土地改革,F在一方面農民要繼續進城,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也要下鄉,后一方面看起來面臨著更多的體制機制政策的約束。下一步需要推動改革解決這些問題。否則,大都市圈的增長潛力可能即使看得見,也抓不住。
    第二個新動能是低效率部門的改進。中國經濟中還有不少低效率的洼地,主要問題是基礎產業領域市場準入不夠,缺少競爭。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資五大基礎性成本都比較高。如何通過實質性的改革降低這些成本,不僅包括制造業的成本,也包括服務業的成本,還有人民群眾日常生活成本。
    第三個新動能是低收入階層的人力資本提升。農村就業者和大城市就業者的收入差距和財產差距可能很大,但他們的能力差距并沒有那么大。農村的孩子小時候開始就營養不良,上學的時候缺少機會,工作的時候也缺少門路。他們在整個經濟社會關系中處于一種機會不公平的狀態。所以,縮小收入差距,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根本上說,還是要促進機會公平,重點是要提升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而教育是貧困地區年輕一代發展的關鍵因素。
    第四個新動能是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升級。中國中等收入群體有4億人,對這部分人來說,尤其對城市人口來說,商品消費已經比較充分,服務型消費則處在快速發展階段,這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養老消費等。
    另外,生產性服務也非常重要,包括研發、設計、金融、物流、信息服務、商務服務、人力資本服務等。這些產業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提供重要的服務。從這個意義上說,服務業的發展和制造業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
    服務型消費和生產性服務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很可能成為新的主導產業。
    第五個新動能是前沿性創新。數字經濟是中國近些年最為活躍的一個領域,這方面,中國的優勢明顯。首先是市場大,收入處在快速增長期。數字經濟對市場有非常強烈的依賴性,只有比較大的市場才能形成商業模式。其次,中國產業配套能力強。我們看到中國在數字領域已經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業。
    但是,在創新方面,我們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學教育和基礎研究滯后。中國目前原創性的研究成果還比較少。我國的創新是否具有可持續性,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基礎研究跟不上,創新到一定階段將會后勁不足。
    第六個新動能是綠色發展。綠色發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環境治理,還包括綠色的消費、綠色的制造、綠色的融資、綠色的創新。中國需要逐步形成一個綠色經濟體系。綠色經濟不僅是做減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
    維持中速增長有更高的體制政策要求
    上述幾個與中速增長期配套的增長潛能,對體制政策條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不通過深化改革解決相關的體制機制政策問題,這些新潛能很可能是看得見、抓不住。下一步,應該按照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建設一個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實現高水平的對外開放。所謂高標準的市場體系,就是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以產權保護和要素市場化為核心的市場經濟。近期在中美貿易談判中,在與國際組織談判中涉及的一些改革議題,包括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這些改革并不是別人讓我們改革,而是我們自己要改。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很多中央文件明確提出了這些方面的改革,問題是如何真正落實。所以有一種說法,就是要把外部的壓力轉化為內部改革開放的動力。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從改革的機制來講,摸著石頭過河并沒有過時。有人問,中國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我們還要摸著石頭過河嗎?我想說的是,40年前、30年前、20年前我們面臨的那條河和現在的河不一樣。我們要講頂層設計,所謂頂層設計就是我們要過河,它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指方向,往東還是往西,方向不能偏;第二個是劃底線,什么事不能干,什么要避免。
    接下來是如何解決具體問題:有多少塊石頭,這些石頭到底在什么地方?這需要我們去嘗試。中速增長期的高質量發展到底如何推進,坐在辦公室是想不出來。讓盡可能多的主體去嘗試,而非只靠政府去嘗試。應該發揮各個地方、基層、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大量的試錯找到對的符合實際的管用的辦法。這是很重要的改革方法論。按照這樣的改革方法和機制,下一步要切實推進土地、金融、財稅、社保、國資國企、制度規則性對外開放的改革進程,使各方面新增長動能得以充分釋放,推動中國經濟有活力、有韌性地高質量發展。


(作者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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